英雄的一生：壮志投军

 
　    1913年秋天，吉鸿昌悄然离开周口，到河南郾城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1914年秋天，冯部驻军长安（今西安）。每日早晨练兵前，冯玉祥总要坐于司令台上问：“兄弟们！我们是谁的军队？”千营一呼：“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天天如此。一日晨练，冯玉祥又问。话音刚落，只听吉鸿昌大声喊：“我们是洋人的军队！”顿时，全场大骇，冯玉祥也很震惊，卫兵将他逮至台前。冯玉祥问道：“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洋人的军队？”吉鸿昌答道：“信洋人的教，听洋人的话，受洋人的气，替洋人打仗，为啥不是洋人的军队？”冯玉祥故意又问道：“你这小子，难道你不怕洋人吗？”吉鸿昌愤然答道：“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怕洋人？”冯玉祥甚为赞赏，问其姓名，即令释去。次日，部队全部取消神甫制。不久，又挑选精壮士兵数十人，成立了一个军校性质的学兵连，吉鸿昌也被选来学习。1917年，冯玉祥在部队成立手枪连，吉鸿昌调入该队，不久擢升为手枪连连长。
　　1921年，冯部扩编为第11师，吉鸿昌升任营长。1922年，部队移防河南，吉鸿昌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家乡。他幼年失学，从军后，亲身体验到没有文化的苦处，立志要在家乡办一所学校。这次探亲期间，他把自己积攒的100多块银元全部拿出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利用一处破庙院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规定：凡是入校的贫穷儿童一律免费，书籍文具由学校供给，特别困难者还要给予衣物、鞋袜等生活补助。为使更多贫苦子弟入学，又带领乡亲拆掉“姑姑堂”和吉氏宗祠旧址，在吕潭镇建立了新校舍。

　　1933年，学校面积发展到300多亩，房子241间，教师80多名，规模超过了扶沟县立中学，曾号称“豫东第一”。学校设备齐全，并有校办农场和阿托工厂（织毛巾、袜子等）。由于其设施好、教学质量高、学费低廉，除本县的学生外，大部分是来自扶沟、西华、太康、鄢陵、洧川、尉氏等豫东各县的青年学生也纷纷到该校就读。

　　吉鸿昌在西北军当了高级将领后，他时常用这样的话来警告自己：“我从军时，就抱定为民造福的宗旨，如今有了相当的职位，决不能背弃既定的心愿。”他经常给学校添置图书和实验仪器，每次从部队回家，都吃住在校，以校为家，还亲自给师生们讲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工作，保证教学质量，吉鸿昌先后派自己的亲信秘书郝子固、马遐福担任校长，并高薪聘选外地有名望、有真才实学的人到学校任教。直到牺牲前他仍关注学校的建设,他在遗嘱里殷殷嘱托：“该校属‘吕潭地方学校’，是为‘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虽‘款项由父兄捐助’，但‘非先父兄入产也’……”。几十年来，这所学校，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的优秀人才。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准备北伐，全国处在新的革命高潮前夕。这年秋天，在直（军阀吴佩孚）、奉（军阀张作霖）第二次战争正紧张的时候，冯玉祥在古北口通电主张息战，将部队改称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他率部开往北平，改组了国民政府，还从故宫逐走废帝溥仪及清皇室，铲除了复辟的祸根。当时，吉鸿昌任营长，亲自参加了进宫驱溥仪的革命行动。

　　1926年初，吉鸿昌在地下党员宣侠父等同志的帮助下，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冯玉祥下野后，吉鸿昌到绥远投奔河南籍高级将领绥远督统李鸣钟，被任命为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负责地方警务工作。在此期间，吉鸿昌发现大青山有一南北通道要塞—蜈蚣坝，道路狭窄险峻，常造成伤亡事故，行人十分不便。他便自己出资，带领士兵，动员当地居民，将此路开通加宽，修成大路。当地群众非常感激，曾立碑纪念，吉鸿昌亲手在路旁石壁上题写了“化险为夷”，至今屹立道旁。

　　1926年9月15日，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冯玉祥联合国民军第二军、第三军，组成“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出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响应北伐。9月15日在绥远省的五原誓师，发表宣言，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任命吉鸿昌为第2师36旅旅长，去解西安之围。当时，国民军第2军第2师师长李云龙（字虎臣）、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杨虎城以及陕西陆军第4师师长卫定一已被吴佩孚系军阀刘振华的镇嵩军困在西安达八个月之久。11月25日，吉鸿昌率部长途跋涉赶至西安。由于天气严寒，部队缺粮少弹，伏在战壕里的士兵不少被冻死，士气很低落。吉鸿昌看到这个情景，立即走出司令部，来到战壕，将棉衣脱下，披在士兵身上，在战壕里和士兵同甘共苦，士气为之大振。经过奇兵出击，刘振华一败涂地，11月28日，西安之围被解。吉鸿昌率领第36旅所取得的胜利，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当时民间传诵有这样的歌谣：“城里两只虎（指李虎臣杨虎城），不如西来一只鸡（鸡是吉的谐音）。”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民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冯玉祥为总司令职。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十九师，吉任师长，归孙良诚指挥，由潼关出发继续北伐。

　　1927年6月，部队行至巩县黄沙峪，为黄河所阻。当时奉系张作霖以两军之众屯集黄河北岸，自觉凭借黄河天险，万无一失。侦知敌情后，吉鸿昌提出“夜渡黄河，直捣新乡”的作战计划，遭到其他将领的反对。他大声疾呼，愿率所部领头夜渡，方得定议。7月3日夜，吉鸿昌首当其冲，率部渡河。奉军部队正在战壕里打牌、睡大觉，一个个糊里糊涂便当了北伐军的俘虏。战斗结束后，吉鸿昌亲笔题写了“天堑飞渡”刻碑立于黄沙峪渡口，还让参谋长题跋说明渡河经过：“奉贼祸豫，屯集河北，吉公世五，7月3日夜于黄沙峪渡河，贼披靡。大城傅同善谨识。”

　　渡过黄河后，吉鸿昌命令所部主力一部换上奉军军服，截乘一列火车，连夜赶往新乡。经过奇兵出袭，于7月4日天亮前全歼守敌，占领新乡。由于吉鸿昌智勇兼备，连战皆捷，被冯玉祥通令嘉奖，他所率领的十九师被誉为“铁军”。当时，在北伐军中曾有这样的歌谣：“十九师打，第二师看，十八师跟着吃洋面。”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4·12”反革命事变波及到国民革命军。这年7月，蒋、冯徐州会议以后，冯玉祥在部队中进行“清党”反共，大批共产党员被“礼送”离队。从南方到北方，轰轰烈烈的北伐事业就此夭折。在19师，吉鸿昌出于对共产党人的感性认识，不仅没有搞“送客”，还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

　　吉鸿昌的政治表现和19师的威名遭到了西北军中一些人的忌恨。1928年，孙良诚借故取消19师的番号，将吉鸿昌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面对着革命事业被出卖的现实以及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的可耻表现，吉鸿昌苦闷悲愤日盛，曾暂归乡里。在家乡吕潭，吉鸿昌闻听侄儿吉星兰霸行乡里，曾与一女人勾搭成奸。为达长期霸占之目的，用毒药将其原夫毒死，县衙因忌惮吉鸿昌之威，久久不敢定案。查实后，他便从狱中将吉星兰提出，当众枪决于吕潭镇外,受到乡里宗亲的赞扬。

　　1928年春，吉鸿昌被冯玉祥任命为第30师师长赴甘肃剿匪。后又调至甘肃天水接管佟麟阁的11师，继续与马仲英等匪部作战。接任后，吉鸿昌整饬军纪，枪决了一批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的祸首。此时，陕、甘、豫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饿殍遍地。他动员士兵省吃俭用，用军粮做成馒头、锅馈，熬成米粥并亲自带头散发。他把一些孤儿收养起来，派人用车送往河南老家，供养他们上学，还写信寄钱让家里人救济穷人。

　　1929年7月，吉鸿昌赶走腐败害民的宁夏省主席、西北军第7军军长门致中，将11师和第7军合编为第10军，自任省主席兼军长。7月24日，吉鸿昌宣誓就职。蒋介石得知后，便派人送来“委任状”。吉鸿昌当场把“委任状”撕得粉碎，并愤慨地说：“去你娘的吧！我只要人民承认，谁要你的委认！”他大刀阔斧地整顿了军队和吏治，并广泛宣传只分良莠、不分回汉的政治主张。他时常穿着回民服装到清真寺和回民家中，深受当地群众爱戴，回民感念他亲昵地称他“吉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