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将军英雄的一生：新的征途

 　 
 
 　 吉鸿昌回到上海后，很快就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文章，并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立誓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他痛心疾首地对党的地下负责人说：“我再也不能在外面‘流浪’了，渴望早日投入党的怀抱。”1932年4月，由吴成方同志介绍，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的征程。
　　吉鸿昌入党后，党组织立即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号召旧部起义开到苏区去。他冒险只身潜入到蒋管区的腹心地域湖北宋埠、黄陂一带。不料，这时他的旧部大多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拆散改编，组织起义已很困难。但他想到党的关怀和信任，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内心便产生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首先在最贴己的第30师90旅智文宪的一个团里稳住了脚。这个团的大部分官兵，过去曾跟着他身经百战，饱尝了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的欺压凌辱和冷眼看待，早已埋下了仇恨的火种。吉鸿昌向他们讲述了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种种罪恶行径，指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样，已埋下的火种很快就燃起了烈焰，于是吉鸿昌便带着他们直奔鄂豫皖苏区。当时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已转移到川陕边界山区，吉鸿昌率部赴川陕边界时陷入蒋军重围。由于众寡悬殊，最后，只带着少数人冲出重围，起义失败。

　　吉鸿昌率部起义的计划虽未成功但他丝毫没有灰心。他遵照党的指示，又到天津搞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去天津途中，他路过泰山，以老部下的关系劝冯玉祥说：“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秋，我等不能再留恋隐居于深山之中，自享清福，应该拿起枪来，一致对外。”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冯玉祥。吉鸿昌在这里见到了蒋介石捉拿他的“通缉令”，内心感到无比自豪，他说：“全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这样恨我，那就是说，我吉鸿昌已经和人民站在一起了，我的路子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光明。”

　　1932年冬天，吉鸿昌来到天津，住在天津法租界的一幢叫作“红楼”的楼房里，这是天津红楼。

　　此时，榆关失陷，日军继续向长城各口、滦东及热河、察哈尔进犯，进逼平津。蒋介石继续奉行卖国求荣的政策，公然派黄郛、熊斌来塘沽，在日寇军舰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全国悲愤，达于极点。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号召，愿意和一切军队签订共同抗日的协定。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秘密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同冯玉祥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佟麟阁任第1军军长，吉鸿昌任兼第2军军长，宣布对日作战，坚决收复失地。28日，方振武“率数万健儿”在援察途中通电响应。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全国纷纷响应，不久，队伍就由几千人扩大到十几万人。党组织派了不少干部到同盟军中作政治工作。吉鸿昌根据党的指示，联络和接收各方抗日志士，并吸收许多工人和进步学生作为同盟军的战斗骨干。这是同盟军开赴前线时的情景。

　　塘沽协定后，日军大举进攻察哈尔。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投降日本，迎接张海鹏、崔兴武等伪军进入沽源，分道南犯。6月4日至6日，宝昌、康保失陷。6月20日，吉鸿昌就任前敌总指挥，亲率同盟军主力，兵分三路进击日伪军。6月22日克复康保，7月1日攻克宝昌。吉鸿昌的义勇和有力的政治攻势，使得许多伪军携械来归。盘踞沽源的伪军头目刘桂堂投诚，张海鹏、崔兴武诸伪军残部，鼠窜多伦。沽源又告克复。这是抗日军收复察东失地战斗略图。

　　7月4日，吉鸿昌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猛追逃敌，直逼多伦。进军路上，他向部队作政治动员,曾即兴赋诗：“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江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多伦地处滦河上游，是内、外蒙古交通要枢，热、察两省孔道，贸易中心，素有“小上海”之称。日寇占领热河后，小柳津便指挥日军精锐部队及伪军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于5月1日侵据多伦。后得知同盟军成立，敌为固守多伦，又将茂木骑兵第4旅团及由长城以南撤至承德的重炮队全部调入，并令汤玉麟、索华岑二部集结丰宁黄旗一带，日军西义一第8师团进驻丰宁，互为犄角。日军在这里构筑了八卦炮台32座，还建了交通沟、木桩、电网、碉堡等防御工事，每一处可能攻城的地方，都有交叉火力严密封锁。这是敌人在多伦城外围所修部分防御工事。

　　7月5日，吉鸿昌指挥部队向多城外围进攻，节节胜利。7月7日晨至城下。由于武器装备简陋，又加敌机滥行轰炸，白日强攻不利。7月12日夜，吉鸿昌挑选精壮士兵二十余人，由警卫营营长马国栋带领化装潜入城内。当夜，城内火光四起，枪声大作。吉鸿昌大喊一声：“为了中华民族，不怕死的跟我来！”士兵们架起云梯，手持大刀、长竹竿，飞跃纵城。顿时城内大乱，奋战数小时，敌弃城溃逃。多伦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

　　察北4城的收复，使日军自”9、18“事变以来遇到沉重打击。特别是多伦之战，日军损失惨重，中外震惊。全国人民异常振奋，斗志空前高涨。各地爱国抗日团体和知名爱国人士纷纷致电祝贺并踊跃捐款慰劳。

　　多伦收复后，在当地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吉鸿昌率领抗日同盟军下马徒步进入多伦城。进城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深得民众拥护。

　　在多伦，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吉鸿昌亲自率士兵访贫问苦、修盖房屋、打扫街道、填坑修路，深受群众欢迎。这是抗日军修过的道路。

　　为继续东征，收复察东失地，吉鸿昌连夜率部队离开多伦城，当地群众提鸡牵羊，追赶六十余里欢送抗日军。

　　同盟军锐不可当，蒋介石反动政府却视其为“眼中钉”，与日伪狼狈为奸，并派宋哲元回察哈尔，以种种罪名要挟冯玉祥。冯玉祥被逼下野后，同盟军内部开始分化，某些将领先后叛变，被宋哲元改编，最后只剩下吉鸿昌、方振武两部抗日不屈。他们在张家口附近的老君庙开誓师会，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方对吉说：“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了。”吉鸿昌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们的人很多，弟兄好几万，民众有四万万，从表面上看我们是有点孤立，但这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抗日是正义的事业，民众拥护的事业，四万万民众和我们在一起，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又转向参加会议的将领们：“为军人者，如果在国家危亡之秋，把枪杆别在裤带上；在敌人杀我同胞时，忍心袖手旁观，能对得起全国父老兄弟吗？……”众军官一个个被吉鸿昌慷慨激昂的演讲所打动，一致表示：“一定跟随吉将军，坚决抗日到底。”随后举行宣誓:“举义之日，已有死志，……齐心协力，誓死报国，既不辞玉碎于强敌，更何求瓦全于汉奸？……”会后，每个将士都佩带了“誓死救国”的臂章。

　　誓师后，吉鸿昌正与部下商议离开沽源进军热河的作战计划。宋哲元受蒋介石旨意代表送来“劝降信”，意思是：“只要吉、方二人能答应坚决放弃抗日，把抗日军交出来，可委任吉鸿昌为多伦、沽源、宝昌驻军司令，方振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可‘资送出洋’……”吉鸿昌嘿嘿冷笑一声，当场撕了个粉碎，对那位代表说：“请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宋哲元，我吉鸿昌不希罕什么高官厚禄，只希望他告诉蒋介石，不要妨碍我的抗日行动。”

　　吉鸿昌正要起兵向热河进军，国民党及日伪“进剿”部队已逼近沽源城下，“讨贼军”陷入重围。吉鸿昌采用声东击西战术，派一部佯攻商都，主力暗向长城线上靠拢，轻取独石要隘，收复丰宁，“讨贼军”全部进入长城，攻克密云后，进入怀柔县城。何应钦急调万福麟、关麟虞、商震，勾结日寇夹击“讨贼军”。行至牛栏山，大批日伪军杀出，吉鸿昌对官兵们说：“弟兄们，现在蒋介石和日本人搭伙来打咱们了，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全国四万万同胞在看着我们，咱们宁可拼死，也决不当亡国奴。不怕死的跟我来！”他首当其冲，挥舞打刀，呐喊着冲入敌阵。当部队退至顺义县二道关一个空山谷里，日、伪、蒋围困，日本飞机狂轰滥炸，血战九昼夜，弹尽粮绝，士兵们只好采集野杏干、青核桃充饥。吉鸿昌和方振武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应平津各友善团体倡议，冒着生命危险，离开部队到国民党32军军部驻地同商震谈判。这是蒋军正与日寇勾结，商讨聚歼“抗日讨贼军”计划。

　　1933年10月7日，吉鸿昌同方振武来到商震驻地。一下马，护送他们的手枪队便被缴械分开。吉鸿昌当即向商震提出如下条件：“保证部下的生命安全；妥善地医治负伤人员……”这些条件商震不敢答复，说要请示一下。吉鸿昌说：“那好吧！不过，你打电报时别忘了带上一笔，就说我吉鸿昌对蒋委员长不会有什么用处！”何应钦知道收买利诱吉鸿昌是徒劳，便命令商震立即把吉鸿昌押送北平审问。为防止意外特用国际红十字会汽车押送。车开到离北平不远的孙河，吉鸿昌出奇谋放走方振武，只身慷慨赴北平。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放走了。这是吉鸿昌在押送途中向押送人员宣传抗日救国道理。